摘 要∶科学家作为科技创造的主体和科学精神的载体，其精神风貌不仅关乎科学知识的生产，还影响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20世纪40年代，默顿提出科学规范的四条原则，从制度的角度为科学争取自主性，然而大科学时代科技发展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日趋复杂，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更加多元化，诸多科技风险和科技伦理事件的发生表明，默顿规范难以概括或约束当今科学家的职业良心与社会行为。新的时代背景下，对科学家精神的培育和倡导，应注意深化对科学家精神内涵的理解，认识到科学家精神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以促进科技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科学家精神，大科学时代，科技向善
1.默顿与“科学的精神气质”
公元500～1000年之间，科学在西欧处于低潮期，直到早期古希腊和阿拉伯文化的涌入，逐渐为西欧科学的发展带来活力。11世纪末，早期大学出现在欧洲，在罗马市民积极反抗封建教会的推动下，大学学术团体逐渐获得自治权，拥有自由讲学、游学、颁发讲演特许证等多种权利。12～13世纪，欧洲社会运动对法律进行集中改革之后，学术团体更是与其他社会团体区分开来，成为得到广泛承认的、具有自主管辖权的合法实体。随着学术团体自治的发展，学术自治原则在19世纪西方现代研究型大学出现后，逐渐确立并稳定下来。
但现代科学发展到20世纪以后，在战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科学的自主性受到了诸多影响和制约，其结果导致了人们对科学的独立性及其价值产生怀疑。美国科学社会学创始人罗伯特K·默顿（Robert K.Merton）在借鉴帕森斯功能主义理论、方法和概念的同时，受到英国"科学的社会关系运动”及其与波兰尼为代表的科学自由协会之间争论的启发，同时出于对科学自主性信念的坚守、对纳粹科学的厌恶和对科学命运的关切，酝酿提出了科学的规范理论。他认为科学不仅是一种独特的、不断进化的知识体系，它还是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有其独特的规范框架。他将科学看作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率先开展对科学的外部及内部的社会现象的研究，提出科学的四种精神气质（即科学的四种规范）∶
（1）普遍性（universalism），即关于真相的断言无论其来源如何，都必须服从于非个人性的标准，要与观察和之前被证实的知识相一致。这要求科学客观性拒斥特殊主义，假说或主张是否被划归在科学之内不取决于提出者的社会身份或个人属性。
（2）公有性（communalism），即科学上的重大发现都是社会协作的产物，因此它们属于社会所有。科学家虽然拥有科研成果发现和发表的优先权但不享有私有权，体现社会与科学建制之间的契约；
（3）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即科学家应避免因追求私利导致的偏见与欺骗，为求知的热情、好奇心、对人类利益的无私关怀等良好动机而从事科研活动。要注意无私利不等于利他主义，属于制度性要素。
（4）有组织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kepticism），即不把事物划分为神圣的与世俗的，也不把它们划分为需要不加批判地尊崇的和可以作客观分析的。科学家应抱有有条理的怀疑精神，不迷信绝对权威也不轻信永恒的真理，知识在被确证前必须借助经验和逻辑标准，仔细地加以检验。把怀疑视为一种美德，是科学与其他社会制度重要的区别之一。
上述表述凸显了科学所独有的文化和精神气质，默顿认为这种气质是“约束科学家的有情感色彩的价值观和规范的综合体。这些规范以规定、禁止和许可的方式表达，借助于制度性价值而合法化，这些通过戒律和儆戒传达、通过赞许而加强的必不可少的规范，在不同程度上被科学家内化了，因而形成了他的科学良知。尽管科学的精神特质并没有被明文规定，但可以从科学家的道德共识中找到，这些共识体现在科学家的习惯、无数讨论科学精神的著述以及他们对违反精神特质表示的义愤之中。也就是说，科学的精神气质以科学家为载体，以规范的形式内化为科学家的品德或良心，并通过他们的行为得以体现和不断巩固。
默顿的科学规范理论于1942年提出之后，相关的论述引起了许多讨论、批评、争论和应用。其中，以爱丁堡学派马尔凯（Michael Mulkay）、巴恩斯（Barry Barnes）、科林斯（Harry Collins）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默顿规范的主观性、空想性、独特性、有效性等提出了批评和质疑。默顿学派也在回应相关批评者的过程中不断修正和发展科学规范理论。但总体而言，默顿提出的科学的精神气质的框架和内核始终没有动摇，四条规范将对科学的普适标准与评价体系、防范个人对科学的干扰、调控从事科研的工作者的科研动机、告诫从业者以批判的眼光对待科学成果等内容都囊括其中。迄今为止，默顿规范仍旧是受学界广泛认可的关于科学精神最为经典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表达。
可以说，默顿规范所蕴含和表达的科学精神发展至今已成为科学共同体公认的“默会知识”，所有踏上学术道路的科学工作者都需要铭记并遵守这些规范。在此意义上，有学者强调它们是“科学家的底线道德行为规范，起码的科研行为准则……离开了默顿规范的科学将彻底消亡”。一方面它们起着规范科学发展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它们更需要科学家在实践中践行并巩固。唯有如此，科学的发展才能健康和可持续。
2.科学家精神与科学精神
20世纪前后，面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最初的一批现代科学家为振兴中华、救民于水火而顽强拼搏，他们中的一些人远赴欧美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学成之后毅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以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爱国热情报效祖国，在艰苦的环境中刻苦钻研，大胆创新，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蛟龙潜海到航母下水，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体现了中国科学家求实创新、协同合作、顽强拼搏的科学精神。
与此同时，中国知识界对科学精神日益重视，中国科学快速发展并逐步实现建制化。许多大师级学者都曾对科学精神抒发过自己的评论与感想，中国最早倡导科学精神的科学家任鸿隽曾得出“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科学精神有两个要素，一是崇实，二是贵确”的结论。中国气象学“一代宗师”竺可桢认为科学精神是“一是不盲从，不附和，依理智为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权，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是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是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毫不苟且”。“两弹一星”元勋周光召提出科学精神应包括“平等民主，反对专断和垄断；既要创新，又要在继承中发展；团队精神；求实和怀疑精神回”的看法。
可以说，无论是老一辈科学家还是当代学者，皆认同科学家是科学精神的载体，科学精神是科学家躬身实践的科学良心与行为规范"。正是在科学精神的规范下，科学才能有秩序地运行，中国科技才得以快速健康地发展。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对科学家精神做出了全面高度的概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进的育人精神。
对科学家精神的总结和凝练，一方面深刻体现了默顿提出的“科学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结合中国科学家的长期实践，又深化并拓展了默顿规范的内涵和外延。例如，其中的求实精神与默顿提出的“有组织的怀疑主义”相通，强调科学家应不受权威和所处时代的知识状态、知识体系的影响，始终保持理性质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权威，追求真理，保障学术思想自由和探索自由。“奉献精神”体现了默顿所提倡的“无私利性”，强调科学家从事科研的动机与目的的纯粹性，要求科学家坚决摒弃拜金主义。“协同精神”体现了“公有性”，认识到科学知识本身是社会协作的产物，科学家应积极构建协同科研的机制，并强调国际合作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育人精神"则同时体现了科学的“公有性”和“无私利性”，科研成果是社会的公有产物，青少年是社会的希望，甘为人梯培育下一代，既体现科学公有的特性，也体现了科学家不为私利而为科学发展奉献自我的无私精神。
与此同时，上述对科学家精神内涵的概括又超出了默顿规范的范围。正如微生物学奠基人巴斯德（Louis Pasteur）所说∶“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叫，科学家既要遵守职业角色的基本规范，体现科学的精神气质，同时还要遵守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基本社会规范，体现国家的精神传统。例如，艰苦奋斗、科学报国、坚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是中国老一代科学家的精神底色，新时代弘扬爱国精神是对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基本要求。
总而言之，一方面，科学精神集中体现为科学家精神，科学家精神是科学精神的具体化；另一方面，科学家精神又不局限于科学精神，它还具有一定的民族特征和时代特色。“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正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中国科学家精神的真实写照，是中国科学家留给全社会的精神财富。
3.大科学时代的科技与社会
默顿提出科学的精神气质或科学的规范结构，背景之一源于对纳粹德国实施国家霸权控制科技的批判，探讨在科学实际上已经成为服务于资本主义国家霸权的工具时，“科学精神何以可能”的问题。20世纪30—40年代，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并迅速波及欧洲，为转嫁危机，德国率先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政权以种族论为根基对犹太人进行了残害，其宣扬科学民族主义，强行划分“日耳曼科学”“犹太人科学”的做法严重破坏了科学的民主性，给科学界带来巨大灾难。在同盟国和轴心国两大阵营的军事对抗中，科学愈发功利化。因时效性成为战争中最为紧要的问题，许多国家在战时科研中无视科学自身发展规律，为能够尽早战胜敌人，科研可以不计代价，严重破坏了科学规范，影响了科学内部的运行秩序。针对上述现象，默顿基于科学“向善”的价值追求来探讨科学家“求真”的行为规范，并强调要捍卫科学的自主性。
二战之后，各国为推动科技快速发展而投入科学事业的人力、物力大幅度提升。20世纪60年代，普赖斯（DerekJ.de Solla Price）在其著名的《小科学，大科学》中首次系统化地提出“大科学”（Big Science）概念，以区分规模庞大的现代科学与过去较多由个人行为维持发展的“小科学”（主要是科学精英出自兴趣的小范围自由探索）。普赖斯认为，现代科学已经成为一种建制化的集体甚至国家行为，其规模之庞大、结构之复杂、所需人力物力之丰已经难以仅由小规模的学术团体来自行发展与管理。
与小科学时代以科学共同体自主研究为主的科学模式不同，由于大科学时代的现代科技对社会的影响更大，社会对科研事业的干预和管理也逐渐增多，科学事业难以按照自己独有的准则自主发展，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趋势都在日益增强。在大规模、有组织、专业分工不断增强的合作活动下，科学逐渐向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渗透。正如英国科学家和科学学家齐曼（John Ziman）所说∶“科学被强制征用为国家R&D系统的驱动力，被强制征用为为整个经济创造财富的技术科学发动机”。在此背景下，科技与社会的关系愈发复杂化，科学家的角色身份也更加多元化，社会和公众难以再将他们视为纯粹的科学家。
大科学时代科技的飞速进步在大幅度提升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造成了诸多负面后果。20世纪70——80年代，核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和生化工业的快速发展造成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枯竭等新问题，逐渐引发了社会对科学的反思。同时，随着信息通信技术（ICT）等高新技术的发展，科技对社会公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和影响日趋深入，所产生的科技风险不断增多且难以预测。进入21世纪，公共科技事件频发，引发了更广泛的社会讨论，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科技发展造成的生态、能源、人口、食品安全等全球性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公众对科学产生了信任危机。这反映在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中出现了负面、消极的科学家角色，他们或者被看作是不顾科技伦理和不关心科技风险的“科学怪人”“科学狂人”，或者被视为与资本和政治有着不为人知的合作与共谋。
长远来看，这对科学共同体和科技的发展而言显然都是不利的。也为此，作为联结科技与社会的桥梁，今天的科学家要赢得公众的信任，需要积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树立更为积极的科学家形象。然而，随着科学的社会化发展，科学内部的运行机制、组织形态变化尤其是科学事业的功利色彩的不断加强和科技评价体系与机制的僵化，科技领域一再发生科学家违背基本的科学精神，破坏科学规范的事例，学术造假、违背科研伦理等不端行为屡屡发生，这使得科技与社会二者关系的困境更难突破，科学家精神的重塑和传播变得极为迫切。
4.深化对科学家精神的理解
正是由于科技界学术不端行为的频发，如上文所述，一些学者对默顿规范提出了质疑，认为其不再适用于科技风险日益增强和科学日益失去自主性的大科学时代，甚至提出科学界压根就不存在控制科学家行为的所谓社会规范。然而，诚如默顿所言，在任何制度领域中，社会规范都没有与社会实践完全相符，四条规范相关论述所经历的讨论，本身即展示了一个有组织的怀疑发挥作用的相当持久的事例。不仅如此，恰恰相反的是，既然在科学体制化高度发展的大科学时代，科学的社会化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作为社会的一部分，科学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与社会的复杂交互中前行；那么，科学家作为科学技术的发现者和创造者，其角色功能的发挥对科技与社会关系的调和就起着更加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规范的重申和被遵守、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家精神的培育和弘扬，也因此变得更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当下，在我国培育和弘扬科学家精神，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家精神内涵的理解，充分认识到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
首先是科学家精神的民族性。深化对科学家精神内涵的理解，要认识到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多重性和多元化。没有任何一个个体的身份能脱离于具体的民族、国家和社会，他们总是在多元的社会网络结构和文化传统中存在，科学家也不例外。默顿曾提出，科学家的角色可以细分为研究者、教师或教授、科研管理以及论文和研究成果的评议者、把关者，且一名科学家往往同时担任多个角色。科学家既是科研工作者，属于创造新知的人群，同时也是教育者、管理者和国家的建设者。诚如上文所述及的，在中国近现代科学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科学家群体的角色身份与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紧密相连。他们大多数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带着救民于水火的初衷走上科研道路，将科学视作救国的良药。怀抱着极强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热情，老一辈科学家在十分艰难的境况下推动中国科技发展，构建现代科技教育体系，致力于以科技振兴实业，其角色身份从一开始便突破了科研活动的边界，担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
虽然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科技强国成为各个现代国家的共同选择。在国家实力的竞争中，科技的发展程度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此背景下，强调中国科学家应“继承和发扬老一代科学家艰苦奋斗、科学报国的优秀品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坚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以支撑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为己任，着力攻克事关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的基础前沿难题和核心关键技术”既是历史赋予中国科学家的使命，同时也是特定科学家精神传统与科学家多元社会角色的具体体现。科学家在遵守科学规范的同时，还承担着国家和社会赋予的角色义务。爱国精神是中国科学家精神的灵魂，它与默顿所强调的“普遍主义”科学精神并不相悖。
其次是科学家精神的时代性。随着科技与社会关系的日趋复杂，科技风险与科技伦理问题的日益突出，尤其科学界存在的学风、作风问题，均对科学家精神的塑造和传播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家精神的弘扬也是科技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默顿所提出的四条科学规范只是当今时代对科学家的最基本要求，其虽仍旧葆有活力，但面对繁复且难以预测的新时代挑战已远远不够。作为“科技工作者在科学实践中积累的精神财富”，科学家精神的内涵及外延还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的不断前进而继续扩充和延展。其中，深刻认识“求真”与“求善”的统一，即为当今时代对科学家精神的重要要求之一。
梳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可知，科技的每次重大发展都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同时也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文化、思维方式甚至是道德、伦理观念。诚如上文提及的，当前的科技发展和应用状况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触及社会伦理道德层面的科技活动包括但不仅限于∶面部扫脸、电子监控、大数据推算、AI 失业、算法操纵等计算机科学和互联网技术发展；基因工程、克隆技术等生命科学的发展；安乐死、辅助生殖技术、器官移植等医疗科技的发展；通过医疗药物、脑机接口、人机协同、延展认知、纳米机器人等方式实现人类增强技术的出现；还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电、水电等技术对生态多样性造成的破坏等等。在科技与社会的关系愈发复杂的当下，科学家精神的培育和弘扬，不仅包括对科学共同体学风作风的建设，同时还应将如何调节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纳入科学家必须承担的角色义务之中，要求科学家实现“求真”与“求善”深度融合，而这些是默顿所定义的科学的精神气质所难以概括和规范的。
值得庆幸的是，人类社会还存在另外一种重要的精神财富————人文主义精神，其内涵集中表现为对人和其它物种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无论是斯诺（Charles Percy Snow）还是萨顿（George Sarton），他们都看到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裂及其造成的不利影响，倡导二者的融合。其中，萨顿更是明确提出一种新人文主义思想。在他看来，科学是必需的，但只有它却是很不够的；科学史证明，科学对任何人和任何社会都是有价值的，同时它也证明了科学的不足。他强调科学是有传统和生命的，今天的科学家应该保持科学的“人性”，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
事实上，从一些著名科学家的身上我们不难窥见到人文精神的光辉，每当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联结，都会推动科学或历史向善发展。如为抵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战争危害，11 位世界著名科学家（其中包括1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合签署《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Russell-Einstein Manifesto），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冲突；为推动核裁军，寻求解决全球安全威胁途径，波兰物理学家约瑟夫·罗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和英国数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发起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动员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密切合作，并用科学知识影响媒体、公众和科学国际共同体， 赢得社会各界支持； 为呼吁国际社会阻止日军轰炸北平，中国物理学家严济慈在法国巴黎国际文化合作会议上发表演讲，谴责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为在战时坚持著书立说以保存重要科研及文化力量，推动教育事业持续发展，中国科学家及人文学者在战火中跋涉千里，共同建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可以说无论中外，这些事例中所体现的热爱和平、追求真理、团结协作等精神风貌，都证实了能够推动人类向善、向好发展的科学事业从未脱离过人文精神的影响。在近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在科技发展对人类影响愈发凸显的背景下，科学的"人文主义化"变得更加重要。
上述科学家在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尤其是在他们身上彰显的人文情怀更加值得珍视。
总之，在科技与社会矛盾激化、科技伦理治理问题凸显的当下，追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叉融合既是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对科学家的必要要求。拓宽和加深对科学家精神的理解，升华科学家的社会觉悟是科技与社会发展，乃至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在内在的精神层面，将“求真”与“求善”、“科学”与“人文”统一起来，科学家才能做到时时自省，既避免成为“科学狂人”抑或是恶势力的工具，并真正思考和承担起促进科技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未来，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很可能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全球科技革命将进入叠加爆炸的历史新阶段。身处全球变局之中，无论是世界科技发展走势还是我国的科技发展趋势都是难以预料的，新兴科技前沿带来的社会问题还会不停显现，对科学家精神的理解也因此需要不断拓展和丰富，需要不断从历史上科学家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吸取力量，科学才能有永葆向前、向善的进步空间与活力，并给人类带来光明的未来。
来源：今日科苑
